規模化、集約化、工廠化養豬帶來了巨大的綜合效益，但疫病、環保、安全和政策等多個方面的高風險和高要求也相伴而來，成為束縛我國養豬產業化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如何破解這一瓶頸對我國養豬產業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為保證生豬供應穩定，減少豬周期對養殖業的影響，我國一直致力于規模化養殖的發展。據農業部統計，2013年出欄500頭以上的養殖場超過25.5萬個，生豬規模化養殖比重達40.8%，規模化養豬逐漸成為行業主流。

2013年兩會期間，幾千頭死豬密集出現在黃浦江松江段，在惋惜養殖戶利益受損、血本無回之余，令上海千萬市民及各界公眾憂心忡忡的是死豬拋江而帶來的飲用水污染、人畜共患禽流感的傳染風險。這一事件的肇事者，死豬流出地--嘉興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并引發了對養殖業的廣泛討論。

或許有人會說，嘉興小散的傳統養殖方式和病疫防控不力是黃浦江十多年來死豬一直未斷的主要原因，而規模化養殖可以很好地避免病疫風險。但事實上，病疫的發生主要是因為動物飼料、用藥不當或養殖環境惡劣而引起。大多數規模化養殖場在飼料、用藥方面的科學管理水平不足，疫病防控存在問題并帶來嚴重的食品安全隱患；同時，隨著規模化帶來的養殖密度不斷增加，不僅提高了疫病傳染概率，也同時增加發生新疫病的風險，并嚴重危害到公共衛生安全。

密度高、衛生差的畜禽養殖方式被指為病毒滋生的“溫床”。僅2007年，高致病性豬藍耳病在我國26個省份爆發，截止當年8月，發現病豬25.7萬頭，病死6.8萬頭，撲殺17.5萬頭，我國生豬養殖業遭受重創并間接導致當年豬肉價格大幅上漲。

今年元旦開始施行的《畜禽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對規模化養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規模化豬場而言，環保要求、糞污處理成本非常高，而我國當前80% 的規模化豬場都沒有達到基本的糞污排放標準，這無疑加深了對行業的挑戰。

此外，養豬行業還面臨著政策風險，養豬業被認為是“厭惡性產業”，以土地和環保為名驅趕養豬場的事件在全國各地頻繁發生。福建省政府為了整治越來越嚴重的閩江水污染而在沙縣關閉周邊一公里范圍內的14家養豬場，2011年元月，福建沙縣隨意擴大禁養區，拆遷對象由14家變成74家，采用斷水斷電等手段，令豬場尚存欄中的1000多頭仔豬受凍死亡。而此類事件并不鮮見，迄今仍在各地頻頻上演。

我國養豬業正由傳統走向現代，規模化養豬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和方向，如何科學解決規模化養殖中的高風險并適應行業發展要求，同時進一步降低養殖成本、提高養殖效益，需要我們跟西方養殖強國系統地學習，不斷縮小差距，市場、疫病及環境等方面的風險和壓力才會越來越小。